“传国玺,承德韵,三千年都是废立事,倒是今古文人墨客,闲来把玩,白与黑,方寸之间,便是天地之间。”
这段话描述的便是印章,又名“图章”,是一种刻上文字或图样的凭证信物,发展历史悠久,虽不属“文房四宝”之列,但却是每间文房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今个便来说说这印章的故事。
印章,简称“印”或“章”,其应用由来已久,传说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而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又出现了印记、戳子、图记等诸多称谓,多与其使用目的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印与玺皆指代印章。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巩固自己帝王的威望,对印章进行了严格规定,即天子使用的印称为玺,以玉篆刻而成,而官吏与庶民使用的则称为“印”。
自此,“玺”与“印”便意味着尊卑之别。
印章素有官印与私印之分,前者为朝廷官员及政府各级机构行使权力的凭证,刻有官职名称;后者则是民间用以表示个人的标记,一般刻个人姓名、字号等。
官印的形制、用料、称呼等大有讲究。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躺绶,……皆龟纽”。可见身份不同,所用官印的形制也各不相同。
又如清朝时期,正规职官用的正方形官印称为“印”,凡临时派遣的官员则用长方形官印,则称之为“关防”。
印章的制作材料颇多,先秦以及秦汉时期多以铜为主,玺则多以玉制成,也有用金银的。
北宋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引发的铜荒,大中祥符五年发布了禁止用铜私铸印章的诏令,象牙、陶瓷、木、犀角纷纷成为替补印材。
其中象牙凭借坚实细密、润莹如玉的质地而备受青睐,在官印亦有采用。
元末及明代以后,多用石材,石材中又以寿山石、青田石为最佳。此外,明清时期,皇宫贵族间亦流行以翡翠玉石制作的印章。
印章的造型,除常见的方形之外,还有长方形、圆形、双连形等形制。印背上钮的式样更是丰富多样,早期印钮形式简略,有鼻钮、瓦钮、台钮等,可以穿系绳索,便于携带。
而至汉代,印章的制作已达到鼎盛,出现了鱼钮、龟钮、蛇钮。南北朝后,由于纸张的普及,取代了木竹简,印体增大,印钮的发挥空间也随之变大,开始流行动物钮。
唐以后出现了桥钮、橛钮,元代官印多柱钮。明清时期,私印大小形制无任何规定,日趋繁复多样。
而论印文篆法,隋唐以前以小篆阴文为主,印文排列疏松散漫,不规整。从隋唐时起开始采用篆体阳文,印文布局讲求对等对称,纵列字数相等。
尤值注意的是两汉时期的印文艺术,印文书法和构图崇尚平整谨严的风格,对后世的印章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起印章的用途,家喻户晓的莫过于作为权力、身份的象征,此外,印章亦有着许多其他用途。
早期的印章用于在陶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留下生产者或所有者的印记,一般采用抑印或烙、錾等方法。
其次,便是作为公文效用之凭证。东晋以前,公文书写材料以简牍为主,书写完毕之后,均要在系绳结头之处粘填特制的泥土,并在泥上加盖印章,谓之日“封泥”。可有效防止竹、木简牍文书或其他物器的投递传送过程中遭私拆泄密。
上海博物馆内便藏有一块“河间王玺”封泥,是钤印封物留下的遗迹,完整地展现了西汉王玺的印文风貌。
当纸张取代简牍时,则在纸张首尾的接缝处,要骑缝加盖印章,称押缝(骑缝)制度。这一制度,自魏晋南北朝始,为以后各朝所沿用。
此外,印章也作为商品出入流通、转运存放及收受赋税的凭证,即财物封识别之标志。如《周礼》中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印章)出入之”,便是明证。
当然,除了用途之外,印章在艺术方面的贡献亦不容小觑。
宋朝之后,印章的应用还与书画联系在一起,题款盖印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习惯,并且在书画艺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起这盖印,不得不提这历史上独一位的印章“发烧友”——乾隆皇帝。
传闻他一生制作了一千八百多枚印章,有据可查的就有一千多枚。并且,酷爱在名书画上写诗盖章,后世送其“盖章达人”之称谓。
沧海桑田,印章或早已不知踪迹,但传世的书画作品中仍可见钤印的身影。
印章更是篆刻艺术之载体。汉代为篆刻艺术形成时期,官印文字日趋工整,结构方整平直,笔画粗壮,风格严谨,庄重浑朴。私印所用“缪篆”,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一种字体。
至元代,书画家赵孟颊、钱选、王冕等人纷纷致力于印章创作。到了明代中期,篆刻艺术出现了流派纷呈的昌盛局面。
而至清朝中期,便达到了篆刻艺术创作的高潮阶段,名家辈出,邓石如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总而言之,印章虽为方寸之物,但却浓缩了篆刻、书画等艺术之精华,且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时至今日,仍可在人民币上可见其应用,其价值不言而喻,印章的魅力,尤值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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