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揭秘：探寻中国顶级文物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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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揭秘：探寻中国顶级文物的魅力

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各地博物馆中的珍贵藏品数不胜数。那么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是什么，你了解吗？大开眼界的国宝揭秘，赶紧收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四羊铜尊

后母戊鼎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四羊铜尊

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大禹治水图玉山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卷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卷，绢本，淡设色，纵24.8cm，横528cm。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

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在多达500余人物的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条不紊，同时又具有情趣。

大禹治水图玉山

大禹治水图玉山，清乾隆，高224cm，宽96cm，座高60cm，重5000kg。

玉山用料产自我国新疆和田密勒塔山，为致密坚硬的青玉。玉上雕成峻岭叠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秘。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此景即用夏禹治水之故事。玉山正面中部山石处，刻乾隆帝阴文篆书“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十字方玺。玉山背面上部阴刻乾隆皇帝《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下部刻篆书“八徵耄念之宝”六字方玺。玉山底座为嵌金丝山形褐色铜铸座。

此玉山由当时两淮盐政所辖的扬州工匠雕凿制成。大块玉料从新疆和田密勒塔山运到北京后，乾隆皇帝钦定用内府藏宋人《大禹治水图》画轴为稿本，由清宫造办处画出大禹治水纸样，由画匠贾全在大玉上临画，再做成木样发往扬州雕刻。大玉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往扬州，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玉山雕成，共用6年时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又命宫中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匠朱泰将乾隆御制诗和两方宝玺印文刻制在玉山上。最后由乾隆帝钦定，安放在宁寿宫乐寿堂内，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越王勾践剑

春秋晚期。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中脊起棱，饰黑色菱形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背面绿松石。

甘肃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

铜奔马（马踏飞燕）

东汉，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组腾空、一足超越飞鸟的刹那瞬间。让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

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卓越。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陕西历史博物馆

镶金兽首玛瑙杯、舞马衔杯纹银壶

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件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刻画的神形皆肖。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这件酒杯材料罕见珍贵，是极其稀有的缠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舞马衔杯纹银壶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有十八件组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两件是从不出境展出的，其中之一就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为什么说它这么珍贵？首先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而更为珍贵的还要数壶身上的两匹祝寿马，这里面还蕴含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唐玄宗在位后期越发的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皇帝的生日都会在兴庆宫期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这时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伴随着《倾杯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而此时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许多文人曾写下很多关于舞马的诗句如“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都是形容舞马衔杯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活动。而这盛大的宫廷祝寿活动在天宝十四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田成嗣命士兵将舞马鞭打而死。

此后，盛行一时的舞马衔杯宫廷祝寿舞的形式在历史的变革中永远的销声匿迹了，但这件银壶却成为大唐王朝的兴衰最好的见证。

宁夏中华回乡文化园回族博物馆

明代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

宁夏中华回乡文化园回族博物馆镇馆之宝“ 明代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是宁夏西吉县南大寺阿訇关清录祖辈数代珍藏，由他主动向博物馆捐赠的。这是目前国内收藏的最珍贵的《古兰经》珍善本之一，对于研究回族历史、宗教和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这本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长26.6厘米、宽20厘米、厚6厘米，装帧考究。用硬牛皮精心制作封面，纸质为精心加工的麻纸，纸中加入了很细的棉或丝纤维。经文墨色匀称，阿文书写流利，隽秀。书页中每个篇章的边框均有描金装饰，图案为花卉和阿文。每个阿文经文字行间还有明代惯用的阿文小注。由于年代久远，这本《古兰经》纸质已变黄、发脆，边缘有些破损、掉渣。

宁夏博物馆

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长120宽38高45重188千克。1977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区M177。

这件青铜铸造的牛屈驶而卧，体态健壮，比例匀称·造型逼真·个体硕大。铜牛中空，外表通体婆金。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姿金等工艺集于一体，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

如此精美"牛造型"工艺品，说明了牛在西夏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西夏所属的河套地区和河西、河外十三个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灵州则很早以来就引黄河水而修建了奏家、汉延、唐株诸渠。在西夏元吴时期又修筑了“昊王渠”。西夏所实行的广薛农田、兴修水利的措施，极大的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中就有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青海省博物馆

铜鎏金观音造像

铜鎏金观音造像，国宝级文物。由明朝皇帝赐给青海著名的瞿坛寺。该器物身姿婀娜，站立在莲花座上。衣饰线条流畅飘逸，面含微笑，表情慈和，遍体鎏金。其铸造工艺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技术水平。

河北省博物馆

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

我国首次发现、规格最高、最完整的玉制葬衣。1968年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长1.88米。按人体结构比例制作，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全套玉衣由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玉片四角有孔，用金丝加以编缀，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与玉衣同时出土的有镶玉鎏金铜枕、玉眼盖、玉鼻塞、玉口琀、玉耳塞、生殖器罩、肛门塞，组成一套完整的葬玉。

山西博物馆

晋侯鸟尊

西周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该鸟尊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被誉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

如此精美"牛造型"工艺品，说明了牛在西夏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西夏所属的河套地区和河西、河外十三个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灵州则很早以来就引黄河水而修建了奏家、汉延、唐株诸渠。在西夏元吴时期又修筑了“昊王渠”。西夏所实行的广薛农田、兴修水利的措施，极大的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中就有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河南博物馆

莲鹤方壶、四神云气图

莲鹤方壶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壶上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重器。其构思新颖，设计巧妙，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被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四神云气图》

《四神云气图》创作于西汉早期，1987年出土于河南永城芒砀山梁国王陵区柿园墓。壁画长5.14米，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后经考古专家通过科技手段对壁画进行原样切割移至河南博物院，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四神云气图》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墓葬级别最高的墓葬壁画珍品，因年代久远、做工精美被中外专家、学者赞誉为“敦煌前之敦煌”、“敦煌外之敦煌”。

《四神云气图》位于墓室顶部，中部一条7米长巨龙飞腾，东朱雀，西白虎，四周由怪兽、灵芝及云气纹图案装饰。壁画从主墓室顶部的西端起，向东延伸有丈余，总面积达30平方米，填补了中国西汉时期壁画的空白，比敦煌壁画要早600多年，被誉为“敦煌之前的敦煌”的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主要内容为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及云气纹等组成的图案，历史艺术价值高。不但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画面大、级别高、保存为完整的壁画，更是一部承载西汉初年中国神仙思想的壮丽史诗。

山东博物馆

东平汉墓壁画

2007年10月，在山东省东平县一座汉代墓室中发现一组罕见的色彩精美、保存完好的彩绘壁画，被誉为：保存完好，世所罕见。

这些汉代壁画墓，是在东平商城建筑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东平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勘探发掘，共清理发掘汉代墓葬十八座，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铜器和铁器等，三座为壁画墓。其中1号墓约为东汉早期，墓葬结构规整，壁画内容丰富，布局匀称合理。墓顶绘制云气纹和金乌，门楣、墓壁以人物画像为主，间以鸡、狗等动物形象。内容有敬献、谒见、斗鸡、宴饮、舞蹈等场面，各类人物形象多达48人。其中尤以绘制于门楣内侧的12个人物形象神态各异，眉须飘然，栩栩如生。画面色彩艳丽，造型比例匀称，线条简练流畅，刻画细腻精美，形态生动逼真，反映出汉代画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绘画技巧。文物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壁画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早期壁画，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民间生活习俗以及汉代绘画，其价值不言而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西藏博物馆

双体陶罐

双体陶罐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因器形为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故名为“双体陶罐”。其肩颈部穿系绳索的一对带孔器钮有如动物的耳和尾，从而巧妙地把双体陶罐勾勒成两只相向而立的小兽，造型雍容大气而极具生活情趣。双体陶罐通体打磨，表面饰以大量刻划纹和朱、墨两色彩绘，所以也称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双体陶罐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都体现出与西藏同时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与众不同的特点：整体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纹饰精美，不仅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出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卡若先民智慧的结晶，是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代表和点睛之作。

据专家考证，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史前时代，这件具有如此奇特造型和精湛工艺的艺术品，自然不是古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和庆典之用的礼器，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内蒙古博物馆

匈奴王冠

金冠通高7.3厘米、带长30厘米、重1394克。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其上浮雕多处动物纹饰。于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鹰顶金冠有“草原瑰宝”之誉，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酋长金冠饰，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安徽博物馆

战国铸客铜鼎

铸客铜鼎

战国铸客铜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1933年在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

鼎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是统治阶级用来“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和权力的标志。铸客大鼎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羽翅纹，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变体鸟首几何纹，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铸客为……”，前足膝部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的附属物，身份比较自由。该鼎在众多楚器当中最为雄伟，为楚王重器。铸客大鼎体量巨大，造型设计上处处追求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无不呈现出其主人拔山盖世的雄心壮志。

黑龙江省博物馆

金代铜坐龙

这件珍贵的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于1956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出土。铜坐龙堪称金源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一种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这尊金代铜坐龙是黑龙江省省内最具分量的国宝级文物，现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

铜龙为黄铜质铸造而成，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龙呈蹲坐式，龙首微扬，张口似吟啸，肩微前弓，前左腿翘起，其爪飞踏瑞云，瑞云与后腿相连，前右腿略向前方直立，爪与地面相连，龙尾上翅向外卷曲，龙首、肩部和四肢饰有卷鬣，威武雄姿，亦动亦静，浩气凛然。在龙的前右腿、尾部及瑞云处有以双向分开的扁锭残迹，当时与它物相连接固定而铸。可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吉林省博物馆

青花云龙纹高足碗

元代青花云龙纹高足碗，高11.4厘米，口径13厘米。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侈口，深腹。高圈足上有三道凸弦纹，呈竹节状。口沿为青花唐草纹。内壁暗花印行龙二条。外壁用青花绘一游龙，并衬以火焰纹。青花色泽青翠浓艳，线条流畅有力，堪称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

辽宁省博物馆

清代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

仲尼梦奠帖

清代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

清代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全高52.2厘米，上为一直径12.9厘米的大球，镂雕祥云缭绕，十余条健龙或藏头露尾、或藏尾露首穿行于云层之间；大球内分层透雕二十一个小球，球球相套，层层能转，满地纹饰。三节台柱，上为六层透雕小象牙球，纹饰同顶上之大象牙球；下有四足座，座上雕人物顶柱状承盘，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的雕刻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仲尼梦奠帖》

《仲尼梦奠帖》是中华第一楷书，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为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作。梦奠帖共七十八字，无款印。书法笔力苍劲古茂。曾入南宋内府收藏，钤有南宋"御府法书"朱文印记两方，“绍”“兴”朱文连珠印记，后经南宋贾似道，元郭天锡，明项元汴，清高士奇，清内府等递藏。此帖用墨淡而不浓，且是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带清晰，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为欧阳询晚年所书，清劲绝尘，诚属稀世之珍。

天津博物馆

《雪景寒林图》

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

《雪景寒林图》

《雪景寒林图》，以三拼绢大立幅图写北方冬日雪后山林气象。画上群山重重壁立，气势苍茫，深谷危径，枯木寒柯，隐现寺观，山麓水边密林数重，后有村居屋舍，一人张门而望。全画布置严整有序，笔墨质朴厚重。画家用“抢笔”笔法，密点攒簇，并参以短条子的笔道，来刻画北方山石的质感，使画面浑厚滋润，沉着典雅。此图是否为范宽真笔，鉴赏家尚有争议，但公认为北宋范氏流派中之杰作。

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

天津博物馆所藏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是国宝级文物。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小撇口，长颈，腹部下端丰满，圈足。瓶胎质细腻洁白，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如玉，上用珐琅彩绘画。颈部用蓝料彩绘上下两组蕉叶纹，腹部珐琅彩绘芍药雉鸡图：两只雌雄雉鸡栖身于山石上，彼此相偎，作态亲昵，周围衬以芍药花及秋季花草。空白处墨彩题诗：“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引首朱文“春和”印，句尾白文“翠铺”朱文“霞映”二方印。瓶底赭彩四字方款“乾隆年制”。这件玉壶春瓶，构图十分精美，芍药雉鸡寓意金鸡富贵，有吉祥的含义。画工精细入微，绘画图案取自清代宫廷画家的手稿。此瓶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有如一幅展开的画卷，称之国宝名副其实。

南京市博物馆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只以汉代典故“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为主体图案的梅瓶，造型端庄，胎坚釉白，在制坯、绘画、施釉、烧制等方面均达到极高的水平，堪称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绝品佳作。

浙江省博物馆

《富春山居图》(前段)

《富春山居图》（前段）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的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别号：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江西省博物馆

商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

商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甑鬲连体，鬲裆高，下四足。耳上各立一鹿，一雄一雌，回首相顾。鹿竖角，短尾卷，身披鳞片。甑腹饰四组展体的兽面纹。鬲足袋满饰浮雕兽面纹，它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稳定性良好，有“甗王”之誉。

上海博物馆

王羲之上虞帖

《上虞帖》是“书圣”王羲之所写的一份信札，曾是多代皇家收藏的物品。

这件古色古香的字卷，是书法史上称为"书圣"的东晋王羲之所写的一份信札，名为"上虞帖"。虽是唐代摹本，它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精神。卷子前后盖有南唐和北宋皇室的收藏印章及历代收藏印记，同时保留着北宋内府的装裱格式，是一件难得的艺苑瑰宝。

湖南省博物馆

素纱禅衣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素纱禅衣

曲裾素纱褝衣，西汉早期，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7厘米、腰宽48厘米，衣重48克，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在一号汉墓椁室西边箱出土的一件竹箱内随葬了轪侯夫人辛追生前所喜爱的时装，其中2件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素纱褝衣特别引人注目。其衣料为轻薄的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测算，其用纱料约2.6平方米，如果除去较厚重的用作衣领、衣袖、衣襟缘边的绢，其重量只有20多克，每平方米衣料重仅12-13克。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中国西汉绘画作品。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即太阳神鸟）。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夭矫多姿。二号大神树的一旁，同样有一条蜿蜒盘桓的龙，神树与神龙的一体形象，使神树显示出非凡的魅力与深厚的象征意义。

四川省博物馆

人面牛纹大铜罍

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通高79厘米，腹径41厘米。

罍盖的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与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头饰有几分相象，使人猜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盖身反时针饰前蹄下跪侧面同向的四个牛纹，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比较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值得一提的是，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由于该罍装饰的牛纹较多，因而也有人将该罍称作牛纹罍的。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是古玩界常说的典型“绿漆古”。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不愧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国之重器。

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一张金箔，属商代晚期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金量高达94.2%。该金饰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现藏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西汉偏将军印章

“偏将军印章”是1982年市民刘定全在嘉陵江边拾得，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收藏。此印系龟纽方形金印，通高2厘米，纽高1.2厘米，边长2.4厘米，重108.95克。含金96%。篆刻印文“偏将军印章”五字三行，前2字为第一行，中间2字为第二行，后1字为第三行，是一方汉代官印。

据文献记载，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此官制始设于春秋，通常由帝王拜授，也有大将军拜授的。偏将军印沿袭了两汉官印制度，即官高者用龟纽，中下级官吏用鼻纽的制度。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目前全国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仅存15枚，为希罕之物，至为珍贵。

云南省博物馆

牛虎铜案

战国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胡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贵州省博物馆

唐开元投龙铜简

唐开元二十六年，高35.9厘米，宽12厘米，厚0.8厘米，重3270克。投龙简系封建皇帝举行“投龙”典礼时，刊刻告文的铜版或银版。

此简为长方形铜板，素地无纹饰，通体苍翠如玉，间有褐色斑痕。正面阴刻楷书李隆基告文、年款等共五行八十六字，背面刻字三行共五十一字。

这件简为唐玄宗李隆基为祈“长生之法”，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投刺紫盖仙洞”之铜版简，时年玄宗53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翔鹭纹铜鼓

西汉翔鹭纹铜鼓，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5厘米。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

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十二芒，芒外七晕圈，主晕为衔鱼翔鹭纹，其余饰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鼓身九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每船六人，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鱼。鼓腰饰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叉开作舞蹈状。舞上空有衔鱼的翔鹭。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铜鼓实测重30750克，弥足珍贵，整器品相完好、铸造精良，在国内实属罕见，堪称国宝级文物。

该鼓属石寨山型铜鼓。铜鼓是西瓯、骆越的重器，瓯骆人不仅用作伴舞节乐，还曾把它作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铜鼓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是南方古代民族特有的综合艺术精品。铜鼓文化源远流长，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两千余年绵延不绝。直到今天，我们仍可在许多民族村寨领略到它的奇异风采。

广东省博物馆

千金猴王砚

千金猴王砚，是粤博其中一件镇馆之宝。猴王砚以端石中最名贵的老坑石雕刻而成，砚中集合了鱼脑冻、胭脂火捺、微尘青花、玫瑰紫和金线等众多名贵石品。凡具有鱼脑冻的砚台都质地高洁，发墨细腻。此砚中的鱼脑冻更是独一无二，天然呈现出一只猕猴形象。猕猴形“鱼脑冻”被完整的保留在砚堂中。

据说猴王砚因名气太大，曾几经辗转，多次易主。抗日战争时，何氏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手里。日本投降后被接收大员掠夺，再落入私人手中，1951年猴王砚又被卖到了广州文物店，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后又从文物店买下此砚，后再转让给了广东省文管会收藏。广东省博物馆建立后才正式收藏了此砚，结束了它“颠沛流离”的命运。

福建博物院

云纹青铜大铙

福建博物院馆藏的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是1978年12月26日，建瓯县小桥公社阳泽大队社员在阳泽村东北黄科山开垦茶园时所发现的。铙重100.35公斤，通高76.8厘米，造型浑厚、铸造精细、纹饰精美、通体锈色翠绿，整件器物稳重古朴。商周时期这样大型甬钟的出土，不但在我省是首次的，在国内也是比较罕见的，已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礼制和礼乐器的发展、演变；探讨福建古代文化及其与外地的关系等问题，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铙，形制似铃，但无舌而有中空之柄，属手执敲击乐器，其用途是在退军时敲击之止鼓，以示退兵，是一种古代的军乐器。铙腔体外表多有纹饰，体内外与柄或有铭文，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由此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小型的铙，应是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木柄敲击发声的。但大型的铙不便手执，则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建瓯出土的这件铜铙为大型铙，为双范合铸而成，铙口朝上，此铙器形高大，应是插在器座上敲击的。铙体两面花纹相同，无铭文，每面各有圆枚十八个。左右各列三行圆枚，每行三个。枚作半球状凸起，直径3.5、高约2厘米，上饰涡纹，枚上为景，景作乳头状，高约0.8厘米。铙通体纹饰以商周时期流行的云雷纹为主，甬（即柄）上部两面各饰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兽面纹。旋（甬上凸起的一圈为旋）上以细云雷纹为地，饰凸起的勾连云纹。鼓部（铙体的上部，敲击处为鼓）中央稍高起，装饰有云雷纹及其兽面纹。此种大铙目前所知主要出自南方湖南、浙江、广西、福建、江西、江苏六省，其时代约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海南省博物馆

越王亓北古剑